工会运动失败后 亚马逊工人期望怎样的改革？

虽然亚马逊仓储工人试图在阿拉巴马州贝瑟默市建立工会的尝试遭遇了失败，但是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而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疫情中，亚马逊没有保护工人的健康或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反而通过种族歧视、报复性解雇等方式来“瓦解”工会和工人组织。面对亚马逊的“制裁”，来自各国的工人们能否在未来进一步团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实现对亚马逊的改革？这将成为员工们日后斗争的关键。本文作者Nantina Vgontzas是AI Now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文中略有删减。

2020年12月2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亚马逊员工在当地社区的组织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大批员工抗议配送工作压力太大但薪酬却没跟上。

在阿拉巴马州贝瑟默市的事件（亚马逊仓储工人试图在该地建立工会）尘埃落定之前，亚马逊就开始大开杀戒。4月9日，在被广泛报道的工会运动失败之后的几个小时，亚马逊赞助的一个主要科技公司联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这个结果是“进步性的成功故事”。这是亚马逊在整个运动中重复的一句话，甚至在它采取恶毒的策略打击工会时也不忘重复这句话。亚马逊全球消费者部门的首席执行官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甚至在推特上说：“我常说我们是雇主中的伯尼·桑德斯，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工作场所。”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塑造自己的进步形象，尤其是在时任参议员的桑德斯推出《停止贝佐斯法案（Stop BEZOS Act）》让大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和税收之后，亚马逊在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然而，这一次，亚马逊的努力公关“痛苦”的失败了，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讽刺，进一步加强了亚马逊虐待劳工的形象，甚至迫使亚马逊承认其员工在瓶子里小便，并患有肌肉骨骼疾病。亚马逊在“加倍努力”、“发布道歉”、“提出更多涉及算法微观管理”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之间摇摆，该公司似乎在处理合法性危机中迷失了方向。

对于我们这些在大流行期间与亚马逊工人一起建立组织的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它开始于病毒传播的初期，当时工人们对公司“保护他们和公众”的想法提出质疑，随着管理层开始惩罚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社区的组织者后，危机也随之加深。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近四十名亚马逊工人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诉讼，称他们因在此期间组织活动而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惩罚。针对其中的几个案件已经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随着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地开庭审理，以及一连串对贝瑟默关于组织方法和法律改革辩论的事后分析，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工人们是如何在揭露了亚马逊的真相的同时，还将工会化的目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愿景（即从根本上重塑亚马逊）之中。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正是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一年的危机中形成这些联盟的故事，指明了通往更公正的未来的道路。

新冠病毒在过去一年间，在一百多个国家间传播，夺走了十万多条生命。在一片混乱中，亚马逊夺得了英雄的桂冠。随着亚马逊不受控制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这家电商巨头将其品牌核心价值：“便利”重新定位为一种人道主义叙事，即“（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将必需品直接送到需要它们的人的家门口”。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几十年前设想的“万能商店”，现在已经变成了“必需品商店”。

在一个严格保密的行业中，公众不得不相信公司的话。高管们不会透露他们如何决定哪些“订单”是必要的，国家也不会强迫他们这样做。唯一有可能了解情况的人：工人，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并被网络所有者为防止操作员之间的“知识转移”而设立的壁垒所分隔。技术人员负责管理服务器，物流工人负责运送订单，但除了管理层之外，没有人可以访问这些流程。

不过，有些事情是很难隐藏的。日复一日，亚马逊的物流员工被称为“地面上的英雄”，他们可以看到保龄球、舞会礼服、橡胶鸡和其他非必需品在他们的仓库里“穿梭”。亚马逊在宣传材料中吹嘘的，安全方面的“重大流程调整”，原来只是工作站之间脆弱的纸板隔板和地面上的胶带，目的是保持工人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贝佐斯在大流行开始时宣布的“预防性健康措施”不过是无薪病假和体温检查。发烧的工人被送回家，只拿一半的工资，被诊断出患病的工人得到的带薪隔离的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即使面临来自司法部长和参议员的压力，亚马逊也拒绝公布其物流网络中新冠病毒病例的统计，称这个数字“不是特别有用”。但工人们坚持努力获取这些信息。例如，印第安纳州的一名仓库工人贾娜·贾姆普（Jana Jumpp）组建的草根网络估计，截至5月1日，亚马逊当时在美国的400个仓库中，有三分之一的仓库出现了病例。10月，亚马逊终于公布了这一数字：在其首次报告病例后的6个月内，近2万名美国工人感染了该病毒。

亚马逊的劳动流程会让员工生病，这并不是什么新知识。几年前，我在德国的一个仓库工作，罢工的工人在亚马逊“让我们恶心”（macht uns kank）的口号下集会：“亚马逊让我们生病。”大流行只是加剧了这些矛盾。现在，在亚马逊工作不仅仅对员工的健康有害，更是成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试图证明这一事实的努力也暴露了该公司失败的“叙事包装”。工人们没有被当作英雄来对待，他们的工作也显得不那么英勇：他们正在因为运送橡胶鸡而面临危险。

在规定了基本工作类别的同时，出现了自下而上改造工作的能力。2020年4月，工人们走出了密歇根州的一个仓库，高呼：“除非是必要的，否则就关闭仓库。”而在法国，工人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停止了业务，直到必要的货物得到优先处理。通过阐述必要工作的政治，物流工人推进了由亚马逊自己的气候活动家技术工人率先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拥有全球公共云，以及美国国内零售市场一半的公司——可以且应该使其运营去碳化，并且在灾难发生时，缓解缺乏基本保护和物资供应的社区的危机情况。正如科技工作者团体“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AECJ）所说：“这场大流行病是一个蓝图，说明我们将如何处理日益严重的气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长期的变革，支持在不公平的经济体系中最被边缘化的群体，并利用亚马逊的基础设施提供紧急救援。”几个月前，他们组织改变了公司的气候政策，现在他们支持供应链另一端的同事，为“控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战。

通过扩大亚马逊可以保护和服务的人群的范围，亚马逊基础设施的工人们提出了一个强大的替代愿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对生产和分配进行民主控制。但要建立这种“反叙事”，工人们首先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像往常一样接受工作。

当病毒在意大利出现时，意大利工业联盟和商会“工业联盟”（Confindustria）进行游说，要求重要企业保持营业。3月14日，意大利主要工会同意采取工作场所安全措施。但这些措施比缺少明确规定还要更糟；员工代表甚至不被允许去检查车间的情况。在意大利的亚马逊仓库，管理层取消了站立会议，并分散了餐厅的座位布局——这是一种极其温和的保持“社会距离的尝试”，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它要求员工达到比假期高峰期间更高的生产配额，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休息时间让员工上厕所和个人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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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在车间里反抗这些规定，在意大利托拉扎科斯泰（Torrazza）仓库的第一个亚马逊工人检测呈阳性后的三天内，他们的工会就发起了罢工。3月17日，两家意大利仓库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天之后，三家法国仓库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在这两个国家，旷工率普遍上升到了30%至50%，工人们呼吁公司关闭仓库并支付工资。管理人员和职工会官员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把工人和公共健康作为真正的优先事项，是工人自己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