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州七级寺出土一件背屏式造像时代的考证

上世纪90 年代青州七级寺遗址出土了一件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没有明确纪年。关于其年代学界存有争议,本文作者将其时代定为北魏,有些学者则将其定为东魏。作者试图通过排比青州地区背屏式造像,梳理、总结该地区背屏式造像形式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而推定该造像的年代。
该件造像为贴金彩绘一佛二菩萨背屏式三尊像(以下简称背屏式造像),高134、宽94厘米,高浮雕,石灰石质(图1)。主尊高肉髻,有硕大的头光,覆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残,右手施与愿印,跣足立于圆形基座上。头光外缘浅浮雕七身飞天。两胁侍菩萨束发,身着天衣,下着裙,天衣于腹部一圆环内交叉成X状挂于身前,手中持物,跣足立于从主尊下端线刻的两条龙嘴里吐出形成的莲台上。造像现收藏于青州市博物馆,1994年12月出土于青州酒厂工地,据考证出土地应为七级寺遗址。报告中作者认为造像茎莲内侧各绘一狮,即主尊两侧下端。经过仔细辨认,图像应为线刻龙的形象,而非狮子。作者认为该造像:“采用平直刀法,刀工准确而简洁,其形制、特征与山东诸城和邹县发现的北魏造像极为相似,应为北魏时期的遗物”[1]。而有学者认为此像时代为东魏。
自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佛教造像后,陆续有对青州的背屏式造像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成果发表,但大多数是从佛像、菩萨像造型上分析,对背光图案的分析寥寥无几,而对造像形制的变化更少有人论及。也正因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背屏式造像断代不统一的现象。为了能确定这件背屏式造像的时代,本文力图综合造像蕴含的各种信息,主要从造像的形制、背屏图案、佛像、菩萨像的造型四方面梳理、归纳青州北朝晚期背屏式造像的发展演变规律,以此为造像的断代提供更多的参考。
本文主要依据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背屏式造像,结合青州其他地区发现的纪年造像来梳理该地区北朝晚期背屏式造像的演变规律。
从已知的纪年材料看(表1略),北魏永安(528-530)以前,造像形制主要有两种样式。第一种,以西王孔庄古庙发现的北魏正光六年(525)贾志渊造像[2]和朱良镇良孟村发现的北魏孝昌三年(527)邑义等造像[3]为代表。背屏式造像整体为碑形。上部为圭形首,碑身为莲瓣状,下端为单层或双层长方形基座。第二种,以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像[4]为代表。上端变平,碑身仍为莲瓣状,下端为单层长方形基座。至北魏永安年后,上端的圭首消失,如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北魏永安三年(530)贾淑姿像[5]。东魏初,以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6]为代表,造像形制发生变化。背屏形状还是莲瓣状,但是背屏与基座分开,底端变成左右对称的U字形。至此青州背屏式造像的形制最终形成,这种背屏形制一直流行于东魏至北齐。
青州造像的背屏图案内容丰富,其组成一般有手执日月的天人、宝塔、飞天、火焰纹、龙、莲座等几大部分。这些图案的组合并不非一成不变,个别图案会随成都小程序开发着时代的变化或消失或出现。下面根据装饰图案出现在背屏的位置从上至下进行分析:
在目前发现的纪年造像中,天人形象仅出现在北魏孝昌三年(527)邑义等造像和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像上。二天神仅刻出头部,分刻左、右手,手中分别执日、月。北魏孝昌三年(527)邑义等造像上的天人(图二)头戴尖顶帽,鬓及颏下有长髯,胡人特征明显。这与1980年青州瀑水涧发现的东汉坐姿胡俑颇有几分相似。而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像上的右侧天人仍有胡人形象的遗影,而左侧的天人(图三)已发生变化,帽的尖顶及络腮胡须消失。天人图案主要出现于圭首两侧,在北魏永安三年(530)后伴随着圭首的消失,天人形象也随之消失。
宝塔均出现在背屏式造像的顶端,为高浮雕。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邢长振造像中的佛塔是唯一一件有纪年的,其形象采取正视的方法来表现佛塔的一个正立面。虽然塔的上部残缺,但是大体还可以看出塔的形制。自上而下,包括覆钵、塔身、塔基。而东魏时期塔的形象(图四)较多为侧面表现,以透视的方法表现佛塔的两个面,显得非常有立体感。宝塔基本形制为平面方形,下有莲花、莲叶和卷草纹装饰的塔基,塔身四面开龛,部分龛内雕刻出佛像,塔顶覆钵外围有山花蕉叶或圆形饰物装饰的覆钵顶,顶上有装饰多重相轮的单根或三根塔刹。总之,宝塔纹样的大量出现是在东魏时期,至迟在东魏初年已出现。北魏晚期佛塔的位置较多为龙的形象,北魏末期以后背屏尖部中间的龙逐渐被宝塔所取代。
飞天均在背屏式造像的上端边缘,呈左右对称分布,一般为六身或八身。北魏晚期多为浅浮雕,北魏末期到东魏初出现高浮雕,至东魏天平三年(536)已出现透雕。
北魏永安三年(530)以前,飞天束发,着交领衣,如北魏孝昌三年(527)邑义造像飞天(图五)。之后飞天的交领衣消失,上身袒露,颈部出现项圈,下身着裙,裹足,如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北魏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像[7]飞天(图六)。北魏晚期飞天少有手执乐器的,多为手执供养物。至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像,顶端出现四身托塔飞天,两身为倒悬姿势位于塔的两侧,两身为俯卧姿势位于塔的底端。其余飞天多执乐器,呈左右对称分布。此时飞天的束发消失,头发为中分式,露出双足。然而东魏初年的飞天的样式,基本流行于整个东魏及北齐。不同的是顶端的托塔飞天较多为两身,呈侧面托塔状(图七),飞天发式基本是中分式,兼有少量束发式。
北魏晚期的火焰纹较多做为背屏上部的地纹出现,表现形式为雕刻及彩绘。至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火焰纹成为背屏式造像主体纹饰的组成部分。其分布区域主要是在飞天与主尊的头光之间的圆弧状区域以及主尊背光与胁侍菩萨之间,这种形式一直流行至北齐时期。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上的火焰纹表现形式仍为雕刻加彩绘,此后逐渐被仅以彩绘单一表现形式而取代。
莲座是佛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常理来说不应划入背屏图案。但是龙衔莲是青州背屏造像最重要的特征,为了更好的梳理该图案纹样的演变,暂将主尊及两胁侍菩萨的莲座也一块并入到背屏图案的范围内讨论,特此说明。
主尊莲座:北魏晚期为浮雕双层覆莲基座,北魏末期到东魏初,基座的覆莲消失,表面变为光滑素面,下部雕出柱状榫,这种简单形式一直流行至北齐时期。
胁侍菩萨莲座:比主尊莲座变化丰富,北魏晚期形制基本同主尊一样。青州东夏镇段家庄发现的北魏永熙二年(533)造像[8],覆莲的表现形式由浮雕变为线刻。北魏末期到东魏初,最突出的变化为从主尊莲座两侧探出龙头(图八)或大半个龙身,从龙嘴里吐出莲茎变为胁侍菩萨的莲台。龙表现为侧面倒立形式,这一时期的龙体型相对较小。莲台变为阴线刻双层仰莲或表面磨光不雕刻任何图案。至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龙身躯全部显露出来,体型较大。四腿及龙身表现的非常粗壮,尤其前爪奋力前抓,后爪用力蹬地造型,显得雄健而气魄。从龙嘴里吐出的胁侍菩萨莲座变得复杂,即在莲台外装饰数条莲茎、硕大的莲叶和莲花。而这种龙吐莲花、莲台的配置一直延续到北齐(图九)。
佛像的头光样式基本未变,由内到外依次为双层莲瓣纹、四至七层同心圆纹、缠枝花纹。而北魏正光六年(525)贾志渊造像及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的头光略有不同,在莲瓣及同心圆之间又多出一层由线刻表现的放射状几何图案。这种四层装饰纹样的头光自东魏天平三年(536)之前会出现在部分造像上,而之后就少见了。头光的表现形式在东魏天平三年(536)之前基本为雕刻加彩绘,之后内侧的双层莲瓣为浮雕,其余二层纹饰带较多以彩绘来表示(图十)。
在东魏初年之前,主尊的身光结构较多为三层,由内而外依次是双层莲瓣纹、多层同心椭圆纹、束莲纹。表现形式为雕刻加彩绘。东魏初年之后至北齐时期,大多数主尊身光内侧的双层莲瓣纹消失,表现形式较多仅为彩绘。
北魏永安年间之前,佛像外覆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穿僧祗支,胸前束带外露。宽平肩,袈裟厚重,佛像完全看不到身体的轮廓,体态感不强。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像,主尊有了变化。面像清秀,肩部由平肩变为溜肩,胸前束带内收,不在露于袈裟之上。袈裟的厚重感明显变弱,开始变得较之前轻薄。而发展到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邢长振造像时,佛像的胸部还比较平坦,但是腹部逐渐凸显,胳膊与身体之间的分离感也趋强。束带内收或消失,双领下垂式袈裟取代褒衣博带式,袈裟变得轻薄,这种佛像造型流行于整个东魏时期。在东魏初年之前,佛像较多波浪状或磨光发髻,而东魏至北齐较多流行螺发。佛像发展到北齐时期,面像丰满圆润,宽肩、鼓腹,四肢与身体的分离感更强,体态特征非常明显地透出身体轮廓。双领下垂式袈裟继续流行,并开始出现通肩式或袒右式袈裟,袈裟已变得轻薄贴体(图十一)。
对于菩萨的演变规律,主要从头冠、服饰、体态等方面来考虑。菩萨像的头光变化基本与佛像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东魏天平三年(536)之前,菩萨少有头冠,基本为束发。从纪年造像来看,至迟在东魏天平三年出现头冠,之后一直流行到北齐。
北魏永安年间之前,菩萨上身着对襟衣,下着裙,衣服厚重,几乎看不到身体曲线,体态感不强。至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像,菩萨上身对襟衣消失,变为坦露,外敷披帛,下身着裙。胳膊与身体的分离感趋强,服饰变得轻薄。虽然身体的高度较之前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衣服的轻薄及胳膊的分离让整体看起来变得清秀高挑,体态感比之前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像中,菩萨头戴高冠,胸前项圈变得繁琐,身前出现X型璎珞。虽然在青州北魏正光六年(525)贾志渊造像中,胁侍菩萨已出现X型璎珞,但这种璎珞流行始于东魏初年,一直延续到北齐时期。东魏天平三年之后菩萨样式基本无变化,唯一的不同就是菩萨多由上身坦露变为内穿僧祗支。
通过以上分析,根据背屏式造像不同部位的演变规律,可以将北朝晚期的背屏式造像细分为四个阶段(表2略):第一阶段为北魏永安年间之前、第二阶段为北魏永安年间至东魏天平前后,即北魏末年至东魏初年、第三阶段为东魏初年至东魏末年、第四阶段为北齐。
1、主尊的肉髻为小珍珠状的螺发。珍珠状的螺发大量出现是在东魏时期,流行至北齐时期。东魏天平三年(536)之前,多以波浪纹或磨光肉髻居多。而最近的研究文章表明这种珍珠状的螺发早在北魏末就已出现,而这件造像的珍珠状螺发与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L0139北魏末到东魏初的佛立像[9]非常相似(图十二)。
2、主尊的肩部为溜肩,这种造型特征是在北魏永安年间之后出现。但胸部平坦,腹部开始微微隆起与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邢长振造像主尊体态特征相同。
3、佛衣为双领下垂式袈裟,为东魏时期流行的佛衣样式。虽然这种佛衣在北魏永安三年(530)贾淑姿造像上已出现,但是这件造像的佛衣已经变得很轻薄,与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的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尼智明造像[10]主尊非常相似。
4、主尊头光为三层纹饰带,表现形式为雕刻加彩绘,这与北魏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像、北魏永熙二年(533)佛菩萨三尊像中的主尊头光是一样的,是北魏末常见的样式。
菩萨束发,上身坦露,着披帛,下身着裙的形象与北魏永安年间至东魏初的菩萨特征是一致的。菩萨胳膊已经从身体中分离出来,衣服变得轻薄,身材较为修长已出现东魏初菩萨造像的特征。
飞天为高耸的束发,上身坦露,下着裙,以及裹足的形象为北魏晚期飞天的形象。火焰纹为背屏图案的地纹也是北魏晚期的特征。但顶部的倒悬飞天,一手接佛像头光的形象是未有的,而倒悬的飞天姿势在纪年造像中,至迟到东魏天平三年(536)才出现。
背屏与基座分开,这种形制为北魏永安年间之后出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背屏虽然为莲瓣状,但是底端不是左右对称的U形,而是整体呈T字形。这与临淄出土的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永熙三年(534)法义兄弟等二百人造像[11]形制一样(图十三),而这正是背屏式造像由北魏晚期向东魏初过渡时期的特征。而这与此时期出现倒龙形象较小,所构成的图像形制是相一致的。随着东魏时期倒龙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威猛,莲台也较为复杂,为了更好的凸显龙衔莲花的特征,需要在造像上占有更大的空间。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背屏式造像底端从T字形向U型的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推断七级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北魏永安年间之前,下限不会晚于东魏天平三年之后。这件造像应属于背屏式造像的第二阶段,其年代应为北魏末至东魏初年。
参考文献:[1]青州市博物馆庄明军。山东青州发现北魏彩绘造像[J]。文物,1996(5):68。[2]山东省博物馆。北魏正光六年张宝珠等造像[J]。文物,1961(12):52。[3]王华庆主编。青州博物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74。[4]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3。[5]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J]。文物,2000(5):53。[6]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J]。文物,2000(5):57。[7]夏名采,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J]。文物,2000(5)::54-55。[8]王华庆主编。青州博物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75-176。[9]李志荣,王瑞霞,周麟麟,付卫杰。一凿一磨皆菩提——青州龙兴寺L0139造像记录中的新方法和新发现[J]。敦煌研究,2015年(4):120。[10]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27。[11]颜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M]。台北市: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社,2008:83。(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9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