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声“噫吁嚱” 原来是在喊“哦豁”？

● 川人常常说的“你不要图撇脱”的“撇脱”是什么意思?“搓甲甲”又是什么意思?
● “呜呼”这个古语词,川人说成“哦豁”或“哦嗬”。“哦嗬,碗打烂了。”“哦嗬,我迟到了。”“他把药吃拐了,哦嗬了。”“哦嗬,跘到起了。”意义都有所不同。如果再用两种不同声调(阳-阴/去-上),更难理解。
● 南京是十朝古都,或许你也没有想到,成都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古代也曾好些年被称作“南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前,由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领衔撰写的《中上古蜀语考论》获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王力语言学奖”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一等奖曾多年空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学界对中上古蜀语一直缺乏宏通性的考量,《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对中上古蜀语进行系统梳理,填补了这项空白,对于巴蜀文化的追根溯源具有重大意义。
那么,从古蜀语到今天的四川方言,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现在四川人的哪些说法远在中上古时期就被先人使用了?1月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汪启明教授,为大家揭开古蜀语的神秘面纱。
据汪启明介绍,《中上古蜀语考论》根据文献,系统梳理、探讨了蜀语的发展历程。根据地域名称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蜀语’一词始见于晋代葛洪的《抱朴子》,‘蜀方言’一词始见于南宋黄希的《补注杜诗》。至于四川方言,由于张献忠明末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清军又多次清剿,原有四川人已经十去七八,‘湖广填四川’后,四川方言更是一种混合语。”
“蜀语就是蜀方言,但不能称之为四川方言,之所以用‘蜀语’一词,是因为历史上的蜀方言和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相去甚远。”汪启明补充道,“但是四川方言是以中上古蜀语为‘底层’,发展变化而来的。”
汪启明指出,中上古时期,蜀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蜀地居住的各民族。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蜀语混合了多种语言,而非单一语种。“魏晋南北朝时期,蜀地经历了三件大事,给蜀语带来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僚人(蜀地周边的少数民族)入蜀。据记载,西晋初年,蜀地只有20多万人口,但10余万户僚人来到四川的核心地带。其次是大量西北流民入蜀,他们是从甘肃等地逃难来到四川的,还建立了存在50余年的成汉政权,原来的三蜀居民却避乱东下。再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侨置郡县,北方人大量南下,来到南方以后,北方的语言和南方的语言产生了接触与融合。”汪启明说,这三大事件几乎改变了整个蜀人的结构和蜀语的面貌。
“不仅如此,据《汉书》记载,汉代初年关中、西北、山东大荒,大批人涌入蜀地;后来还有官员、罪犯、豪强等等,都来到了蜀地;三国时期,以北方人居多的刘备军队也来了蜀地。所以说蜀方言是以古蜀语为基础,融合了各个时期、各个人群的语言。”
汪启明说,天府文化中的包容特质,也可追溯至此。“四川是很开放包容的,不管是朝廷命官还是乞食的难民,四川都敞开怀抱迎接,可以说成都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但蜀语和其他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产生大量接触与融合,蜀语也因此变得很杂,并不纯。”
在《中上古蜀语考论》中,汪启明等4位学者通过对扬雄的《方言》、杭世骏的《续方言》、张慎仪的《方言别录》和李实的《蜀语》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将蜀语词汇编成表列出。哪些蜀语消失了,哪些蜀语流传至今,一目了然。
例如甘蔗,在蜀语中被称为“竿蔗”,“蜀语是描述形状,现在的叫法是体现味道。”汪启明说。
在四川方言中,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词语,比如“董乱子”“董嘴”的“董”,“院坝”“晒坝”“坝坝电影”的“坝”,“白雨”,表示人体部位的“倒拐子”、“脚拐子”等蜀方言词,也都沿用至今。
“比如四川人经常说的‘老子’,蜀地先人早就在用了,本来指的是父亲,后来小辈装大,也经常说‘老子要咋子咋子’,这个词已经泛化了。”汪启明笑称。
现在四川人所说的“撇脱”,也是蜀方言,有不拘泥、洒脱、简单、简便、轻松、容易之意。还有一个川人常说的词语“搓甲甲”,也是古蜀语,据文献记载,蜀人称身上积垢为“甲甲”。
汪启明提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语气词,“李白《蜀道难》中的第一句,‘噫吁嚱’,就是‘呜呼’,相当于四川话的‘哦豁’,表示一种惊叹。”但这个词是一个方言多义词,意义不限于此。除了李白在诗词中常用蜀语,不少在四川的诗人都在诗词中用过蜀语。
苏轼21岁出蜀,他讲的方言对海南至今都有影响,他文字中提到的“鲜翠”、“元修菜”等蜀语,比比皆是。“现在海南人都还把他说的方言称作‘东坡话’。”
长期生活在蜀地的杜甫,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中,有一句“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这里的“锉”就是一种蜀语,意为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锅。杜诗、陆游诗多用四川方言,早已被前代学者注意到。
“蜀黍”二字,前几年在网络上走红,大家把它称作叔叔的别称,亦称为怪蜀黍(怪叔叔)。其实“蜀黍”二字,古蜀语中就有使用,“现在大家都称之为高粱,很少有人说蜀黍了。”
同时,汪启明提到了东汉《说文解字》中记载:“蜀人呼母曰姐”,是说当时的四川人,把母亲叫作姐姐。这是古羌语融入古蜀语的词。
又如陆游有一次到眉山,酒后赋诗:“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绛罗饼餤玻璃酒,何日蟆颐伴我行?”诗后边又自注:“玻璃春,郡酒名也,亦为西州之冠。”但历史上没有说这是什么酒。原来当地东门外有个玻璃江,用江中水酿造的酒被叫成“玻璃酒”。
在采访中,汪启明多次提到蜀语变迁背后的历史,“从语言的研究出发,能够窥见当初的政策变迁、移民变化、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等现象。比如,我们在研究杜甫诗中的蜀语用词时,发现他的《梅雨》中写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而在黄希的《补注杜诗》中写到‘南京,成都府也’。我们就查找了大量文献,最终发现,在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蜀郡被改为南京,所以成都被称为南京这个说法存在了5年时间。”
据了解,学界称《中上古蜀语考论》为中上古蜀语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基于该书落笔在研究语言,意又在语言之外。通过文献语言、历史移民和考古的互证,《中上古蜀语考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古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
“研究语言,其实也就是研究历史,一个简单的词语,背后可能就有一段历史。”提及这些词语的沿用与消失,汪启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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