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人生！

赤脚医生：孙立哲

凤凰专访《我们一起走过》

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文/阎阳生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孙立哲(左）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