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法国的印象有什么变化？

多彩浪漫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法国印象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份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在中国现代史上意义非凡，它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然而今天很少有人去关注《新青年》创刊号的版面设计——它的封面上印有一排整齐坐着的学生，上面用法语写着“青年”（LA JEUNESSE）：

这一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关注的设计，却是创办者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而创刊号的内容更能体现他们的用意，除发刊词《敬告青年》之外，《青年杂志》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就是陈独秀亲自撰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可见法国在他心中的分量。他雄辩而振奋地写道：“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居何等。”晚清大学者辜鸿铭学贯中西，他于同年发表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也对法国人投以赞赏与信任的目光，在他看来，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文明，原因在于法国人拥有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具体来说，他认为美国人固然博大而纯朴，但是缺乏深沉；英国人虽然深沉且纯朴，但不够博大；德国人即便兼具深沉和博大，而在纯朴方面乏善可陈；法国人虽然没有美国的博大、英国的纯朴和德国的深沉，但是法国人所独具的“灵敏”特质，架起了中国人与法国人相互理解的桥梁。

陈独秀与辜鸿铭皆生活于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他们论著的发表之时正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两位先生的观点似乎能勾勒出当时中国智识阶层对法国的总体印象。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就开启艰难的现代转型之路，到新文化运动时已逾七十载。在中国人被迫开眼看世界的这半个多世纪中，对于法国和法国人是否始终推崇备至？换言之，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法国的印象是否出现过转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促成这种印象转变的原因何在？

一、19世纪晚期：妖魔化的法国初印象

1840年，最先打开古老帝国之门的西方国家是英国，也是英国最先让中国人从千年“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彼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近完成，其坚船利炮使东方中国难以招架，而法国也很快开始了在中国拓展殖民势力的脚步。除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此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国都是仅次于英国的急先锋。法国的侵略者角色，自然使中国人对于法国的最初印象不会很好。法国一方面通过武力征服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法国教士在中国也有传教活动。他们逐渐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延伸，这样就使长期封闭的中国腹地逐渐与法国势力接触，随着这种接触的增多，普通民众与法国传教士的摩擦也就难以避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之一便是“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虽然在近代史的叙事体系下，这被视为法国人为入侵中国故意挑衅的借口。但中国与法国确实在语言、风俗、观念和法律制度方面有天壤之别，双方话语体系的互不相同也成为中国人认识法国的主要障碍。

如果说民间对法国的最初印象还较为单一模糊，那么晚清时期中国智识阶层对法国的看法则近乎“妖魔化”了。与普通民众的被动认识有所不同，智识阶层与政治精英对法国的认识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乃至功利性，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国家的关注点逐渐从所谓器物层面（即“中体西用”的“用”）转向制度层面（即“体”的那一面），西方列强的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吸引了中国开明人士的浓厚兴趣。在这一浪潮中，法国革命成为中国精英认识法国的切入点。这里仅举两例。王韬（1828-1897）对于法国革命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智识阶层对法国最初看法的代表。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核心人物，也是最早一批去过欧洲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法国志略》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部法国史著作，且看法国革命在他的笔下是何等景象：“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翻地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 纪纲紊乱乎哉？此与英国高门士（指下议院）拭王查尔斯事相仿佛。古今悖乱之事, 固未有甚于此者也”。与此相似，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在进呈光绪皇帝的《法国革命记》序言中延续了这种基调，他不无夸张地说道：“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他此番惨烈描述，固有夸大成分，意在以此来震慑光绪帝，潜台词不外乎“如不立即维新变法，路易十六的下场就是陛下的明天”。由此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的最初印象，与新文化运动后远不能同日而语。

之所以形成这种强烈反差和误解，原因首先在于当时的交通与通讯状况。在缺乏现代技术手段的前提下，中国人并不具备客观认识法国的基本条件。普通民众对法国的认识基本未能超过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的水平，而汇集了精英人士的政治家、思想家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认知手段匮乏的限制，而且他们认识法国的维度又太功利太单薄，于是形象的扭曲也并不奇怪。即便那些曾到过欧洲、亲身游历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欧游的时间和地域限制也干扰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于19世纪晚期的法国来说“革命”已成历史，而对同时代的中国来说“革命”则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晚清士人感受到山雨欲来的肃杀氛围，下意识地将他们不愿看到的暴力革命描写成人间地狱。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精英笔下法国革命的最初印象，此后它还将以不同的面向、在不同时期被重新构建。

二、世纪之交：转向“革命的理想国”

如今我们对法国的认识，乃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祛魅”以后形成的，其形象日渐丰富和饱满，绝非以一“革命”能够概括的。不过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来说，长期的政治失序和救亡图存实为中国社会的常态。19、20世纪之交中国从维新改良转向民主革命，肩负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民族精英对革命、对法国的看法也逐渐变化。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不仅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仿效法国，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追随法国。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无不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民主、理性、崇尚科学等观念在遥远东方的回响，法国的形象由此开始向理想的革命圣地转变。

对西方国家而言，19世纪被称为“革命的世纪”，而对法国来说这一概括更是恰如其分。虽然法国革命的开始远早于其他国家，但是广义上的法国革命占据了19世纪的大部分，它显得比其他国家更持久、完成得也更晚。法国在19世纪中期叩开天朝国门之时，它自身也刚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动荡。曾有论者认为19世纪的法国是人类史上最大的政治哲学试验场：帝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都曾一度独领风骚，颇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势，热闹无比，激荡着一代青年人的革命情怀。怎样理解19世纪法国革命之多发？这不仅对于理解法国政治至关重要，也是揭示法兰西民族性格的重要途径。法国政体动荡的结构性原因，在于集权的君主政体与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和政体之争。法国人在经历长期的君主制后产生了审美疲劳，世袭制的延续也窒息了社会活力，革命便随之而来；但是革命难免引发社会暴力冲突，数年之后法国人很快又厌倦这种朝不保夕的动荡，迫切需要权威与安定，于是皇帝或国王便重返巴黎。对于法国人的这种多变，前波多黎各总督路易·马林说得很贴切：“我们拉丁人不善于治理国家，我们觉得很难在秩序与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我们好走极端——过于讲秩序而不太讲自由，或者过于讲自由而不讲秩序”。我们不难从19世纪的法国史中找到这种典型时刻。当1848年革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斗争促成了普选权后，尚未经历现代民主锻造的小农阶层一夜之间成为选民，共和主义者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似乎胜利在望。然而小农投出的第一张选票就是让路易·波拿巴登上皇位，共和派的成果随之东流。马克思说得不错：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如果说法国革命的基本动因在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那么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革命的兴起、接续、演进和完成，则较多地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革命年代对于中国和法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法国革命是在相对独立的“空的世界”中生发演进，而中国的革命无不与一个“满的世界”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都与世界大潮流息息相关。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就类似于近代法国的轨迹。美国学者斯考切波就曾将法国、俄国和中国作为同类革命模式。当然，中国的政治精英并非对法国先贤的亦步亦趋，实际上这是中法在思想观念与政治实践上的互动。启蒙运动的理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源泉，而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流变，又会反作用于现实的革命进程。中国人初识法国，就带有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与使命感，于是法国的本来面目被无意淡化，重要的是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以自己的诉求来诠释近代法国。与其说近代法国引领了中国革命精英，不如说是中国革命精英重塑了那个“革命的法国”，这是中国人对法国印象的重大转折。

三、20世纪中期以后：回归现实的浪漫国度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纷繁灿烂、启蒙运动的群星璀璨，还是法国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人真正将法国看作现实性的国度，则是始于20世纪中期。当革命与战争逐渐成为历史而远去后，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法国的单一化认识也逐渐层次多变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且在1964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如是说，原因在于中法两国的建交最能体现出法兰西特性中鲜明的民族自豪感与独立自主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共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中，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对美国的追随，法国在政治与外交上的独特路线就异常明显。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方面，法国都奉行“戴高乐主义”，早在二战期间戴高乐本人就说过“法兰西如果不伟大，那就不成其为法兰西”。当然这绝不是戴高乐作为政治强人的一腔热血而已，他传达的是整个民族的高度认同与自豪，而法国在战后的基本外交路线，也无不向着戴高乐建立“伟大国家”这一目标挺近。具体来说就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发展，倡导民族独立与自决，建立以法国为领导、法德合作为核心的“欧洲人”的欧洲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存在着共识。虽然上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已被打破，但是并未影响到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共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法国作为东西方的重要大国，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遏制霸权主义、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一体化等全球性事务上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随着中法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以亲身感受法国，中国人的法国印象也日益变得具体生动。虽然法国人的特性是丰富多彩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当下中国当被提及对法国人的印象时，回答最多的答案也仍然是浪漫。这种印象不仅是一般民众的普遍看法，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来说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不同群体观察体会的立足点不同，但是“生而浪漫的法国人”逐渐成为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法兰西民族的一大特性。法国人的浪漫并不仅仅体现在感情上，这或许是中国人对法国人最大的误解之一。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浪漫”本身乃是一种生活态度：鲜花、香水、美食、时装乃至奢侈品，来自对精致优雅的品位和舒适生活的追求，长期浸润于其中的民族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时尚与潮流的象征。法国学者让·德科拉在写西班牙历史的著作中，以如下句子开篇：“西班牙，我之所爱。因为只有所爱的人，才为之歌颂”。这诗句般的赞美，其实也可形容作者的祖国：法兰西。这片由地中海与大西洋怀抱的六边形国土，湛蓝的海水拍打着她的沙滩，孕育出西欧文明的核心。这里是启蒙哲人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的故乡，这土地曾孕育了蒙田、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等顶级文豪，而罗丹、莫奈、德彪西和杜尚作为现代艺术的鼻祖让法国戴着“艺术之都”的桂冠跨入20世纪。时至今日，无论在文学、艺术、哲学还是社会思潮等领域，法国风尚依旧是欧美世界的领路人。如不考虑那些远去略显冰冷的姓名，单单是时装与奢侈品王国之美誉，想来就足以让许多人惊呼：“法兰西，我之所爱”。

然而，如何理解法国人生而浪漫的民族性格？简要回顾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法国史或许有启发。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政治结构和文明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而从15世纪开始法国率先完成了国家统一和君主集权，并从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强国长达几个世纪。国家的强大还带来了民众生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此后法国在欧洲的角色颇类似于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稳定的政治形势，逐渐培养起法国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细致与考究。从传统上来说，法国在古典时期就是罗马帝国官方文化浸染的高卢行省，拉丁文明的底色赋予了法兰西民族以浓厚的地中海特性，以享受生活为核心的古典精神得以保留下来，在近代法国获得了生发载体。法国的奢侈品与时装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与法兰西的悠久历史相比奢侈品产业的历史却算不得悠久。晚至17世纪法国绝对王权形成以后，在科尔贝的重商主义政策下，法国尤其是巴黎的手工作坊才开始向奢侈品制造产业转型，因而可以说在培养法兰西民族浪漫性格的过程中，政治的因素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代以来法国人也被称为“政治民族”。于是我们惊异地看到，长期浸润于优雅高贵品位的法兰西民族，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是如何疾风暴雨般地推动历史进程，而在摧枯拉朽的政治革命之后法国人又能够重回他们世代习以为常的精致生活状态。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特征在法兰西民族身上并行不悖，这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到惊奇。

当然，法国人浪漫舒适的生活态度绝不意味着慵懒颓废，优雅精致的文化特性无法掩盖法国作为经济与科技强国的铮铮铁骨。戴高乐对于“伟大国家”的设想固然令人振奋，但它必须以一系列经济科技的发展作为支撑。自二战结束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因而法国人自豪地称之为“辉煌三十年”。“辉煌三十年”所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使法国能实现以“伟大民族”为目标的大型高科技工程。法国对核能的高效利用弥补了本土能源的不足，当今法国的核电设备能力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成为法国经济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法国军事工业取得的成就也是法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无论是60年代早期与英国合作研发的“协和式（Concorde）”超音速客机，还是同时期法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乃至此后法国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使法国的国防科技实力进入了西方国家的首席阵营。虽然许多国防科技工程后来被怀疑有“好大喜功”的成分而在经济上基本失败，但往往是这类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大型国防工程，才最能体现国家强盛的综合实力。

然而当代法国政府并不只专注于所谓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军事工业，在航天工业和铁路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法国牵头、联合英德等国成立的空中客车（Airbus）公司，总部设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逐渐成为美国波音（Boeing）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欧洲国家的各大航空公司都在增加“空客”各机型的采购以对原先的运输梯队进行更新换代。铁路交通系统也是衡量现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法国高铁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1981年在巴黎和里昂之间开通的第一条TGV（法语train à grande vitesse“高速铁路列车”的缩写，同时也是法铁公司的注册商标）线路标志着法国高铁时代的来临，2007年4月3日TGV以574.8公里的时速创造了轮轨列车的最快纪录，时至今日法国高速铁路仍然拥有独步世界的领先地位。20世纪最后20年中，法国不仅在本国全境实现了完整而高效的高铁线路网，而且与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等邻国之间也建成了基于LGV（法语lignes à grande vitesse“高速铁路路线”的缩写）技术的高速铁路网，实现了西欧各国间的“两小时都市圈”。 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以优雅精致的生活格调誉满全球的民族，同样也可以撑起现代经济的铮铮铁骨。在当代西方国家中，法国仍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而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虽然它不再扮演一流大国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作为大国的机能：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逆转，它仍能在动荡的格局中岿然不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欧元区造成不利影响，世界银行依然根据2012年购买力平价指数（PPP）将法国列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情局的“世界各国纪实年鉴”（CIA World Factbook）也都依据PPP指数将法国列为第六大经济体。

四、余论

纵观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法国印象的演进，无论是民族精英还是普通民众，他们对于法国的认识都经历了由轮廓依稀的片面乃至误解，逐渐向形象具体、层次丰富的趋势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法国印象的嬗变，都受到同时期中国自身正在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影响，这些事件与进程是中国政治现代化长流中的分水岭，它们在改变着中国现代命运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对法国的认知。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对法国的形象已不再陌生，在当代技术手段和通讯条件下实现了完全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这不仅对于中国人认识法国有重要意义，也在影响着法国人对古老东方国度的感受。

理解中法两国的互相接受史，绕不开法国文学自晚清以来在中国的广为流布。现当代中国人阅读空间的构建，俄苏文学与法国文学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在20世纪中期相当长的时间内，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有着近乎“独尊”的地位，但从更长远的时段来看，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亦同样毫不逊色。原因何在？清末民初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法语文学占据了半壁江山，无论是大仲马父子、雨果还是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都是早期文学译介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不仅在于法国文学自身在整个19世纪的世界文坛上傲视群雄的地位，也在于中国人最初放眼世界时的自然选择；而只有透过这种自然的选择，才能表明两个民族在心灵深处的碰撞是如何的顺乎逻辑。在没有外在压力干涉的状态下，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爱好是自然生发起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读书已成为少数人之奢侈品的当下社会，法国文学在中国依然有那么多的拥趸。希罗多德说得好，历史之所以会重演，乃在于人性是相似的。于文学来说亦然，那些逐渐远去的身影和文字，翻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也依旧能穿透时光的层层阻隔，发出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们时刻在调整、修正、深化对法国的认识，而法国本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当代法国早已不是文学作品中那个19世纪的法国，即便与二战以前的法国相比也存在着显著不同。中国人法国印象的演进与法国自身状况的变化，这是两个互动的过程，色彩斑斓而充满生命力。而最能体现这一流光溢彩过程的语句，依然来自文学家的手笔。美国作家海明威于上世纪20年代旅居巴黎，此后他将法国的生活点滴汇成集子出版，名为《流动的盛宴》。他以明丽温婉的笔触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我想，于法国来说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的吧。

（原文刊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外国人眼中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