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比我想象中温和很多。

最近三年，他带着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小人物故事“杀回”当代文坛，声称要为那些被生活打倒在地的人树碑立传，你几乎以为，他就是那个要和风车再战三百回的“堂吉诃德”。

在深圳覓书店见到的李修文，却平实得有点出人意料。

李修文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也曾做过编剧、影视监制。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春天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十送红军》《疯狂的外星人》等，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大众电视金鹰奖。

从2003年的《捆绑上天堂》到2017年的《山河袈裟》，中间空了整整14年，当被问到“为何离开又为何归来”这样的大问题，李修文嘿嘿一笑：“离开”是因为写不下去了，至于“归来”，因为一直悄咪咪在写，根本谈不上啊。

而那空缺的十几年时光，被李修文称作“浪荡的11年”。他在无数个剧组摸爬滚打，在大雪纷飞的冬夜整夜不眠，发过电，做过场工，趴在河滩上写剧本，被人忽悠、灌醉……橄榄百炼成渣，李修文把自己炼成了粗粝的江湖小人物，之后，无数的小人物传奇从他笔下涌了出来。

他没有太强的“成功学”焦虑。不管是16年前告别小说，背着一只行囊出门混世界；还是把运作了七八年的影视工作室关掉，重新回到文学的书桌旁，拿起、放下，他都只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场人生”。

从江湖回到庙堂，如今做了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李修文，依然没有任何的身份感。他说：你再忙，忙得过欧阳修，忙得过苏东坡？没有人设，就是最好的人设，李修文清晰地知道，他要做的，只是维护好一个作家的根本和体面。

难得的是，这个13岁就在《当代作家》发表小说、因写作被保送上大学的大才子，也一点不自恋。一个读者因《山河袈裟》改变人生的故事，就能让他双泪潸然。那是因为，他从未高看自己的写作，本质上，他是一个只为自己而写的作家。

更别提他的理性，甚少情绪化，完全不愤怒……

这个世界充满了误解。

李修文如是，他最近的新书《致江东父老》，亦如是。

▲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这些文字，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

那些像《聊斋》一样的故事，是真的吗？

为什么要给小人物立传？

你到底要挑战什么……

在成都、武汉、长沙、深圳，李修文一次又一次面对这些问题，他不疾不徐，重申再重申。

或许因为，这些探讨中，包含着他作为一个写作者，最珍贵的文化基因、美学立场，以及他全部的写作野心。

李修文说，这是一个神殿倒塌的时代，但每个人都可以建自己的庙宇。他自己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小人物，所以，他的文学小庙也只供奉小人物。

采访中，他一直说，自己受楚文化影响至深。我倒是觉得，他真不是堂吉诃德，他更像千年前汨罗江边，那个倔强写下《天问》的屈原——他希望在自己的文字中复活的“中国式面孔”。

1、我开始不信我试图写下的文字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最早，你其实是以小说名世的。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专业作家”，2002年的《滴泪痣》和2003年的《捆绑上天堂》那时引起过热烈反响。可就在人们期待你拿出小说“三部曲”的时候，你停了笔。为什么？

李修文：我写那两个长篇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向着一个物质化时代狂奔的年代，而我所秉持的、对我的美学形成强烈影响的古典价值，正发生分崩离析的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使我在日常生活里找不到确认。而我又是那种人，一定要把我的写作袒露成生活的样子，要去遭逢、去验证、去确认的那种人。我开始不信我试图写下的文字，进而影响了我的创作力。

▲《我亦逢场作戏人》插图（蔡皋 绘）

怎么办呢？那我就出门去碰一碰，把自己从一个创作者活回一个人。于是，我就混了十年的影视圈，跟着一个个的剧组去干活，但是也没有混出什么名堂。那些年，影视界特别乱，好多项目听上去都是花团锦簇，没两天，老板就跑路了。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致江东父老》里的第一个故事《猿与鹤》，讲的就是一个落魄编剧，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么？

李修文：那就是我自己啊。这11年，我写过十个出头的剧本，拍出来的两三个而已。我也参与过N多的电影、电视剧的所谓“策划”，然后绝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几乎每一次，都是兴冲冲地去，最后败兴而归。

▲《小站秘史》插图（蔡皋 绘）

2、这个江湖带给我很多启发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但是这十年给你带来了巨大的蜕变？

李修文：更多的是，我和这个世界建立了某种真正的关系。

现在的中国作家被人认识，更多在一个专业的写作场域。但我们看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看看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大量欧美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个形象，赫拉巴尔是个打短工的人，菲茨杰拉德本质上就是个日常生活中的盖茨比。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也不像今天的中国作家，要么是个宰相，要么是个被贬的县令，要么是个穷书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了一个作为“人”的形象。

作为“人”的形象，从哪儿建立的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广袤而浩大的世界上。所以，我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太早就开始了专业创作，我始终和这个人间隔膜着。

▲《致江东父老》插图（蔡皋 绘）

我一直没有太强的“成功学”焦虑，也并不认为影视界就比文学界“牛”多少，相反，此时此刻在中国，你很难找到一个文化程度这么低的行业——这不是一句鄙薄的话，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这个江湖带给我很多启发。它带给了我一种迥异于过去的专业文学生活的方式，没有什么文人相轻，开门就要养活一堆人……这种粗粝是一种锤炼，它让我和这个世界真正建立起一种关系。

3、我一直在写，谈不上“回来”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自从2003年的《捆绑上天堂》之后，你很久没有新书出版，为什么2017年突然回归，出版了那么一本《山河袈裟》？

李修文：其实，在做影视编剧、监制的11年，我一直在写，而且从来没有一天放弃过对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真正的写作的正信。

我是因为写不出心目中的文学，才在外面“浪荡”了11年。但我时刻都想写我心目中想写的东西，一天也没放弃过。所以并不是说，我有一天决定不干了，然后来写《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不是的，我其实不断在写。

▲ 李修文《山河袈裟》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包括《致江东父老》里很多篇章，都是我十年前写的。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一种文体意识，更多是一种下意识行为，一种冥冥当中想“挽救”自己的下意识。

我会担心，写剧本时间长了，剧本的语感会不会影响到某种纯正的、有力量的、静水深流式的汉语的正当道路？那样一种语言，我还能不能把它捍卫住？于是，我不断写一些心目中的作品，来提醒自己，这个敏感度不能丢。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写，谈不上“回来”。只是那本书是2017年出版的，仅此而已。

4、简单划分“虚构”和“非虚构”，是一种罪恶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有人说，2017年以后，“小说家和编剧李修文，变成了散文家李修文。”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身份界定，因为虚构和非虚构实际上界限没那么分明。我们今天还能说《致江东父老》仅仅是散文吗？

李修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A.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过一句话：当我行走在风中，意味着多少长篇小说的消失。今天，某种非虚构的“神话”还蛮可疑的。好像我们界定了一个想象中的“非虚构”样貌，但恕我直言，它只是一种现代学科细分以来人类发明的又一个新词汇，包括“散文”。中国过去哪有什么“散文”，只有一个东西叫“文章”。“散文”这个概念从诞生至今，也就90多年历史，对于一个有着3000年文章传统的国度，“散文”这个概念就那么确定无疑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今天的写作，重新召唤和聚集一种中国式的传统“文章”的道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复活呢？

▲《致江东父老》插图（蔡皋 绘）

李敬泽的《会饮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它感知到了一个变化：总体性四分五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变成了最大的总体性。小说也在变化，散文也在情不自禁地变化，所谓的“虚构”和“非虚构”都要受到这个时代的裹挟。不管你同不同意，过去界定的那些关于文体的铁律，都在一点一点地受到碎片化的动摇。这个时候我嗅到了一个东西，或者说它成为了我写作的直觉：我的一趟历程下来，其中包含着我的狂想、我强烈的想象所产生的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最大的真实，那就是作家要提供出一个无限真实的精神个体。这个精神个体，可能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真实。

我觉得，简单地把文章分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一种罪恶。它降低了人们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立体认知。

5、撕破一切无法准确表达内心的文体束缚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我个人认为，和你很多年前的小说相比，最近这两本书是一种文体的进步。但正是文体，也的确成为这两本书被争论最多的点。

李修文：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无意借这个讨论去博任何眼球，但我可以非常诚实地说，文体到了今天，真的是要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文章传统”何其大，“散文”概念只是“文章传统”里一个小小的格子，我们不能在这个格子里待久了，就把如何待得更舒服、更精致变成了一种王道。我希望用自己的写作来提醒大家，有没有可能重新触摸中国式的“文章”道路？

▲《不辞而别传》插图（蔡皋 绘）

因为中国人的情感方式的确和外国人不一样，我们的四大名著写的是内心里的明明灭灭、哽咽、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外国名著写的是通过人类经受的苦难，肯定人类必然有承受和超越苦难的能力，于是人是值得赞美和肯定的。

当然，我这样讲，是把西方文学简单化了。但当你试图去总结，一定会看到，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它是我们在历史长河、在一个空茫的伦理和体系里求而不得的内心的印证。所以，中国人的历史虽然是战胜者写成的，可战败者、柔弱者的声音，在文学里头。

中国式的“文章”和西方式的“非虚构”“散文”不一样。在我看来，一切无法准确表达内心的文体束缚，都应该把它撕破。更确切来讲，我写作，并不是为哪一种文体而写。我都不在乎，你们还有什么好在乎？

6、我期待荆楚风格的复活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致江东父老》里有好几个故事让人分不清真实和虚幻。例如《白杨树下》，“我”一路走一路说话的表姐早就死了；《鱼》的结尾，一群鱼高高跃出水面，把母亲从死亡边缘拉回。这些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不可能存在，该怎么理解它们？

李修文：我确信遇见过这些事。我也知道依科学，是遇不见的，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它们确实存在过。包括那条鱼，就是我本身的遭遇。我清晰记得那一幕，一群鱼像菩萨般从水下跳跃了出来。那一幕，在许多年里不断被我回忆起来，它们一次次被我想象、认知和建构，最终，它们呈现出了一个写作者意义的真实。

▲《白杨树下》插图（蔡皋 绘）

我来自一个自古以来巫风大作之地，一个产生过屈原《天问》《山鬼》的地方。小时候，经常有一个老太太拦下我，认真地说她死去的儿子昨晚回来了，带了米，还挑了满缸的水，现在又回去了，过段时间还会再回来看她。直到许多年后，穿州过府，我也算是踏足了这世间的不少地方，和死去的表姐隔世相见这样的事，在家乡之外的地界还是鲜少能够听说。除了在《聊斋志异》里，似乎就只在我的家乡屡屡发生。

你生活在那样一个人鬼共居、视死如生的环境中，今天再拿着霍金式的观点去考察它的真伪，我们是有多无趣？其实，我在讲述这类场景时所产生的一种迷乱之感，哪怕是想象占据主导所产生的一种想象，但我认为，这就是我心中的真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认为只有一种真实，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真实。

▲《鱼》插图（蔡皋 绘）

作为一个楚人的后裔，我期待那种荆楚风格的复活。我希望能从美学上靠近一种近似于《天问》和《山鬼》的传统；我也希望从气质上写下一个个像项羽和屈原那样决绝的、并且依然能够在现代生活中成为我们同路人的人。

7、我后来写作，就变成了那个盲人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这本书写了那么多小人物，哪一个人物最接近你心中“江东父老”的样子？

李修文：这本书里头，最早写出来的是《三过榆林》。我曾经在陕西榆林遇见过一个盲人。当这个盲人在榆林的郊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现在我们不是走在榆林，而是走在华灯初上的十里长街……他的一生，就是靠这样安慰自己度过来的。你告诉我，这种虚构对他来说，是不是一场巨大的真实？

▲《穷人唱歌的时候》插图（蔡皋 绘）

通过和这个盲人的相遇，我才知道，中国大量盲人并不是死于其他疾病，而是死于精神疾病。因为盲人看不见，他一定要强烈地想象一个世界，久而久之，脑中的世界就和身外的世界开始撕扯同一个肉身，撕扯的过程，很多人会被击垮，击碎，最终死于精神分裂。

所以你问我印象最深的小人物，我想就是他，那个盲人。他不光是我的一个写作对象，他甚至启发了我的写作。我后来写作，就变成了那个盲人。我一定要把我所构建的那个世界，作为真实的一部分端出来。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都是写小人物，和《山河袈裟》相比，《致江东父老》的不同在哪里？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里头没有多少大惊小怪的东西。它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自我，跟随在我的写作对象背后，在沉默地追随。而且我也有志于用一种最简练的字句来营造，或者让人获得一种最空茫、最辽阔的气息。

▲《铁锅里的牡丹》插图（蔡皋 绘）

从文体上，我也做了很多努力。例如《鱼》和《白杨树下》写得像《聊斋》，《我亦逢场作戏人》我采用了一个“说书人”的调门，《猿与鹤》采用的是一种结构上的回环……这些文体尝试是我有意为之，是想更多地取消自己，更加贴切到写作的对象。

8、我内心没那么多“人设”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2018年你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作为一个混了那么多年江湖的作家，如今的身份和你的初心会有碰撞么？

李修文：没有任何的对撞。我内心没有那么多“人设”。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轻看“人设”，千万不要被这些反智的东西囚禁得更深。

▲李修文

担任作协主席，对自己的创作精力当然有影响，但影响也没那么大，我经常举个例子：你再忙，忙得过欧阳修，忙得过苏东坡？这就是那“浪荡”的11年带给我的。我在剧组里，连场工都做过了，有一年在重庆的忠县拍戏，大雪纷飞，我坐在一个果林里头，守着发电机守了一晚上。作协主席这个事，总不会比那个更苦吧？

9、我的庙里供的都是小人物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读者吗？

李修文：前不久我遇到一个读者。她曾经是个生物系本科生，看完《山河袈裟》，想转戏剧，于是开始了漫长的考研生涯。她告诉我，每一次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得看《山河袈裟》，直到发榜前。后来，她如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研究生。我不是一个太情绪化的人，但听完这个读者的故事，当时我双泪潸然。

我从来没有那么高看自己的写作，也不觉得我的写作会重要到什么地步。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救，不管人们怎么看，我都会写出来，不在乎重不重要。但就是在这种一个人狂奔的路上，居然还曾经安慰过一个人，参与了她的人生，我觉得莫大的幸福，还有什么比这个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更让一个作家有尊严感呢？

▲《在春天里哭泣》插图（蔡皋 绘）

现在，每个人都陈词滥调地说：神殿倒塌了。但新的神殿在哪里呢？大雄宝殿倒塌了，土地庙还在啊。你有没有能力，建一座自己的小庙呢？然后，招来一点点自己小庙里的信众呢？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可否这样说，你的写作就是建庙的过程？

李修文：我在建我自己的一座庙宇，我的庙里供的都是小人物。

10、下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古诗词的诗话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下一步创作计划是什么？

李修文：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古诗词的诗话，还有一本小说集。

我一直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但我也特别不满意，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于诗词技法上的探讨和研究。

▲《何似在人间》插图（蔡皋 绘）

在我们中国人的一生中，在我们许许多多的关口和要害，总是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地，和我们曾在诗词里头见过的情景遭遇。所以中国诗词对中国人来讲，首先不是个学问，它首先是我们的出处和来历，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身。

到底有哪一些诗词它，在什么样的时刻，以什么样的面目，见证过我们的生活，降临过我们的生活，又安慰过我们的生活？我想要写这样的“人与诗词的相遇”。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发，插图均为《致江东父老》插画，由绘本画家蔡皋绘制，出版方供图）